文化自信要善于学习借鉴我国传统廉洁文化的精髓
三江学院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卢启发
三江学院人组部组织科科长许晓
(2017年10月27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坚持标本兼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本在哪里？本就在出现违纪、腐败现象根源的地方。而这个根源就在于人们失去了自觉和自律。《黄帝内经》里讲：“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治本就是要在未发病前就解决问题。反腐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就是要通过正心修身，培养人的自觉和自律。中国传统廉洁文化非常强调自觉和自律，非常重视正心修身。这种修身文化告诉我们，人不但可以管理自己，而且可以很好地管住自己。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及其每一个体对既有文化形态、文化成就及其作用影响的尊崇礼敬态度和积极自豪情感，包括对其内在精神要求的躬身践行和对其未来发展前途的满怀期待。我们由以自信的文化，既包括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文化，也包括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历朝历代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洁文化，对当代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善于学习借鉴我国传统廉洁文化的精髓。
一、对“文化”与“廉洁文化”的理解和把握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00多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将“文化”当做名词来进行界定。而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龙大轩则在动词的层面上作了新的理解和把握，取“文而化之”之义。《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文化”概念得以发端的源头。在早期文字中，“文”通皱纹的“纹”，意指人在年幼时虽无皱纹，但也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逐渐有了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就有了皱纹。故“人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知识、智慧、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再用这样的积累去教化天下，天下之人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便是“文化”。文化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有了种种“文”的积淀，更在于用它去教化人，并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可见，龙大轩教授讲“文化”一词作为动词来理解和把握，确实具有鞭辟入里之功效，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文化的真谛。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期盼清官、拥戴清官，官员集团亦以做清官作为道德指引，国家也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在选拔和考核环节加大道德评价的比重，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认同，出现了一种清官情结，进而成为传统廉洁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内容。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清官可谓层出不穷，所以历代正史中常会为之立传，《循吏传》便是其例。众人熟知的包拯、海瑞、于成龙等，更是其中的典范。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洁文化，就是要用在清官政治的实践中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教训，去教化天下，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随之产生变化，从而全面提高官员集团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修养，从而推动政治清明和法制进步。
二、我国传统廉洁文化的精髓究竟是什么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洁文化，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在追求做清官的价值导向下，凝练出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品格；在教化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反腐倡廉的社会风尚。就我国传统廉洁文化人的精髓而言，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六个字：清廉、清明、清正。
1、清廉：对待财富的品格
《广雅》中解释：“廉，清也。”即要求人们对待财富要保持廉洁自律的心态，对无论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荣誉利益、美色权利等等，不能有贪心。这样的文化品格，刚好和贪官相对应。宋朝的包拯，一生克己奉公、刚正廉洁。但他担心自己死后，会有子孙后代凭借自己的威望去贪赃枉法，特意立下遗嘱：我的后世子孙，为官者若贪赃枉法，便要将他从族谱中除名，死后不准葬入祖坟，还要将其丑恶“事迹”刻成碑文，立于堂屋东墙以警示后人。明朝的海瑞，当县令时，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日他只能买二斤猪肉去贺寿。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赴仕途中，居然以青菜萝卜充饥，享有“于青菜”之称。上述这些官员，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待财富能保持廉洁的态度。可以说，为官清廉是传统廉洁文化第一层面的要求。
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都会有追逐利益财富的欲望，尤其是当官的，手握实权、占据资源，面临的诱惑，远高于常人，真正要做到克制私欲，廉洁不贪，并非易事。正因为如此，我国历代特别重视用廉洁文化教化社会。首先，是将清廉作为高尚的品德来塑造。《礼记·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真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显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即便在别人看不到的环境中也应当有所警惕，在别人听不见的情况下也应当有所敬畏。任何时候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觉按一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其次，将清廉作为人生智慧来追求。楚汉战争时期，萧何、韩信和张良都为刘邦完成霸业立下汗马功劳，史称“汉初三杰。”然而这三人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萧何主政后方建设，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功劳第一，奖赏最重。他接受谋士的建议，将自己所得赏赐全部捐作军费，并主动降低自己的威信，从而巧妙地避免了功高震主，招致灾祸的结局，求得了一生平安。韩信军功无人能比，十分高傲，到县乡视察，场面搞的很大。有人告他谋反，刘邦趁机把他抓了起来，由楚王降级为淮阴侯，到公元前196年，被诛灭三族，享年仅36岁。张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刘邦最得力的军师。但他淡泊名利，赏赐未取，封官不要，57岁退隐山林，一辈子平平安安、善始善终。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财富荣誉看得太重，虽然能富贵一时，往往后果不好；反之，能做到淡泊名利，虽然生活平淡，确是能给人带来一生平安的智慧。总之，传统廉洁文化中“清廉”的文化品格，要求人们克制贪欲，这既是一种道德操守，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2、清明：对待工作的品格
中国传统廉洁文化，要求官员对待工作事务要做到清明。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棘手的案件，要迎难而上，发挥聪明才智，做到明察秋毫、明辨是非，还老百姓以清明世界，绝不要当“昏官”。历代衙门正堂上“明镜高悬”的牌匾正是这样一种倡导。《简子·不苟》里讲：“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要在实践中做到清明，首先要有一颗为民办事的公心。人们熟悉的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于公于成龙等，在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清明廉洁文化的品格。除了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还要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能力。遇到困难，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甚至加班加点，“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为官清明。在传统社会，我们的祖先摸索出通过观察言辞、脸色、呼吸、听聆、眼神来判断真伪、发现真相的系统方法，对我们今天有效地开展工作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清正：对待压力的品格
传统社会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洁文化之第三层含义，就是要培养官员廉直的操守，对待人为的压力，要有正直、正气、刚正的品格，要讲原则，做到刚直不阿、公正执法。清正的文化品格正好和“庸官”相对。东汉初年，60岁的洛阳县令董宣，在办理一桩“家奴白日杀人案”时遇到了极大的压力。该案凶手乃是湖阳公主刘黄的家奴，而刘黄正是当朝皇帝刘秀的亲姐姐，权势炙手可热。此家奴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后，躲在公主府，没人敢于抓捕。董宣不顾压力，带着十几个狱卒，在公主的车队中发现了该家奴，正欲缉拿，遭到湖阳公主强力阻拦。没想到董宣竟然“以刀画地”，强行拦住车队，将凶手缉拿下车，就地正法。那场面令人荡气回肠，大快人心。董宣身上所展现的，正是清正的文化品格。历史上的“南瑞北拯”更是这方面的典范。清正的文化品格虽为后人所赞扬，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十分不易。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本性。只有能克制自己欲望的人才能做到清正。如果一个人被这样或那样的欲望所控制，就难以做到清正。；另一方面，人总是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如果不能摆脱这种社会关系的束缚，也还不能做到清正。两广总督林则徐查禁鸦片时在自己的府衙上写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瑞敢于批评皇帝，就是把求生之欲看淡了；董宣面临湖阳公主的干涉，能顶住压力，坚持原则，是把权势之欲看淡了。否则他们就不会有这份担当。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只有有了这样的大丈夫人格，才能锤炼出为官清正的文化品格。
三、我国传统廉洁文化的成因和启示
1、传统廉洁文化的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繁荣，诸子百家，各领风骚。其中儒法两家的思想，对后世政治法制建设影响最大，而两大家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人与法谁最重要的认识不同。法家提倡“重法而治”、“以法而治”；儒家则强调“为政在人”、要“举贤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举贤才”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选拔官吏的重要原则。一方面，国家制定的政策，要选拔道德高尚的清廉、清明、清正的人出来做官。汉武帝推出“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要选拔孝顺父母和廉洁自律的人出来做官。另一方面，民众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制度，无不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品德，从而步入仕途。另外，做官的人也知道，只有不断锤炼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清廉、清明、清正等品格上不断提升，才能升官。于是做好官、做清官成为众人的共同追求，清官情结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认同。汉朝有清吏、清白吏、循吏等概念，大约在南北朝时，就有了清官这一准确概念。到唐朝，清官的文化要素系统地转化为法律制度。“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和考核标准就业已形成了。当文化转化为法律制度后，法律制度又会反过来极大地促进文化的传播。所以，唐宋以后，清官情结越来越浓郁，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典型的清官代表，其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廉洁文化得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总之，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洁文化，主要是在受儒家“为政在人”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
2、传统廉洁文化的启示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洁文的精髓概括地讲，就是对待财富荣誉要清廉、对待工作中的困难要清明，对待人为的压力要清正的三种品格。这些文化元素，对于推进我们当今的廉洁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性借鉴意义。这种意义，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要用清廉、清明、清正的标准选人、用人、考核人。这里的人特指当官的人。从科举制的不断完善日趋强化，到举贤不避亲和任人为贤，再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都属于此种范畴的不断延伸。其次，是要用清廉、清明、清正的先进典型去教化社会的每一个人。从而在全面提高官员集团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的同时，使整个社会及其每一个最普通的平民都能受到教育，形成崇廉、崇明、崇正，反贪、反昏、反庸的社会风尚。第三，就是要用清廉、清明、清正的理念去推进政治清明和法制进步。唐朝之后，清官文化要素不断系统地转化为法律制度的实践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让人治与法治，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四、传统廉洁文化是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文化自信的内涵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三个方面：对自身文化的价值高度认同、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坚信不疑、对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及其传承问题。建党初期，我党很快淘汰了陈公博、周佛海等投机腐败分子。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专发通告，号召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要求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对投机腐败分子“务须不客气的洗刷出党”。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制定了《中央巡视条例》等规章制度，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训令，并依法给予谢步升等腐败分子死刑等惩处。延安时期，结合整风运动，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等规章制度，逐步完善了党的监督执纪机构。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建立行政监督机构，为新中国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攻击，并提出“两个务必”的明确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从“三反”、“五反”到“四清运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到《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改革开放以后，从邓小平的“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从《关于党的纪律检察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案件查处工作中分工协作的暂行办法》的制度，到监督执政向责各项法规的颁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从严细抓管党治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败的堤坝正在构筑。96年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既坚持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又坚持了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管党治党文化生命力的坚信不疑，始终勇于、善于在对中外传统廉洁文化的合理扬弃中开拓创新，不断完善。
最近，《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一次以党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部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在全党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下发的意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以清廉、清明、清正为精髓的传统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创造中华反腐倡廉文化的新辉煌，是时代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历史使命。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我们坚信，在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定会变成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定会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