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视角下的腐败问题
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魏圆圆
【摘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从党和国家安全的大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了新高度。政治生态的优化为政治的良性运行提供了稳定的平台，也是政治系统各个部分协调运作、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反腐败工作的持续推进是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推进反腐败工作是优化政治生态、推动社会持续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政治生态反腐败廉政建设
一、政治生态基本概念
政治生态是从生态学中将相关知识背景引入政治学领域所形成的政治学新概念，对于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具有较强解释力。概而言之，政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形成的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模式、政治评价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是政治环境之所以形成，政治关系之所以构建，政治行为之所以达成，政治评价标准之所以确立的内在机制和发生机理。
对于社会政治而言，良好的政治生态应该能够支持政治环境和政治关系的平衡和循环，能够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确立和稳定，能够维系政治行为模式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能够支持政治共识和政治评价标准内在价值的形成。而不良的社会政治生态，不但难以提供上述政治系统健康平稳运行的条件，而且其内在机制和发生机理遭到扭曲，源源不断朝着相反方向产生“负”能量和“反”效应，刺激政治系统内部衰变因素产生，并最终可能导致政治价值的沦丧、政治秩序的破坏、政治关系的恶化、政治行为的扭曲，直至政治体系的瓦解。
如果政治系统出现了腐败的因素，比如某些人搞特殊利益，变成了公共政策的民意，这时政治生态的入口就被腐败了。或者公共财政为一部分人创造了收入，却给其他人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负担，公共财政的入口也就腐败了。如果公其服务为一些人提供了特别的服务，而不再是普遍的服务，政治生态的出口也腐败了。如果公务员在里面无所事事、公款吃喝、整天为了权力和利益勾心斗角，其结果是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公共财政变成了其自家的财政，公共服务变成了私人的服务。这时候，政治生态系统就产生了腐败，腐败官员迅速发展，占据政治生态系统，整个官场乌烟瘴气，从而危害政治生态的生命。
二、当前中国政治生态恶化的表现
中国社会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的产生，虽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政治生态的恶化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恶化有着种种表现，以下几个方面，有着典型性并极具破坏力。
一是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强权乃至霸权行为日益盛行，难以阻遏。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令人不安和震惊的是，一些历史的、文化的、甚至制度和体制的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政治民主的价值趋向，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掌握了公共权力的一些人，不但对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政治民主的价值趋向漠然无知，缺乏对权力来源和性质问题的正确认知，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视权力及其附着物——官职官位为身家性命之所系，官本位和权力本体意识十分强烈。究其根本原因，不但在于官职和官位带来的权力极其强大，在少受约束的制度条件下，权力可以横行无忌，为所欲为，带来巨大利益；而且还在于，这样一种权力的强势地位，能够给掌权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势能感受，甚至产生权力膨胀，以至霸权生成的心理幻觉。这样的权力势能和霸权心态，越是在无限制、无底线、无所不能的情形下，越具有传染性，因为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能力和资格”，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不可企及的情形下，少数人的艳羡心理和大多数民众的痛恨情绪，会汇集生成对权力和霸权、腐败者和腐败行为的复杂心理感受，甚至在全社会形成对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的“集体焦虑”。这样一种“集体焦虑”症候群的存在，是社会政治生态趋于恶化的直接显现。
二是政治价值观受到歪曲，官员行为失范现象大量存在。以政治权力运行为主要推动力的政治生活，是有着自身的内在价值的，这种价值集中体现为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认同，推进集体行动以改造自然和社会，普遍提升政治共同体成员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以及促进人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等方面。因此，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就在于多数情况下，社会政治生活是按照这样的政治价值观的要求得到安排，或沿着政治价值的这一积极面向得到发展的。但是，在当前的社会政治现实中，政治生活的积极价值很难得到充分认知和发展，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一些党政官员对于政治价值都有着歪曲的理解。政治被等同于权力，权力被等同于利益，利益被等同于交换，因此，权钱交易、权财交易、权色交易等权力变现行为被视为理所当然。政治的积极方面被冲淡和消解，相当一部分掌握了权力的人，在丧失了正确的政治价值导向的情形下，消极懈怠于政治责任，置政治规范、党纪国法于度外，甚至丧失基本的社会伦理底线，做出骇人听闻的坏事和丑事。
三是社会关系病变，社会氛围受到毒化，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虽然腐败官员的数量相对于广大的公务人员队伍来说是少数，但由于这少部分腐败官员所占据的公共职位及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扩散效应，他们的腐败行为所造成的破坏力。以及对健康社会生活的毒害作用是巨大的。这些人的行为所造成的负面能量和消极作用，多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呈现“马太效应”，极大地动摇社会秩序，并逐次放大，波及众多社会群体，严重削弱和毁坏正常社会生活赖以展开的基础，使社会关系遭到扭曲，社会氛围异动频繁，社会心理焦躁不安，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和破坏社会政治生态的稳定与平和，造成社会关系的病态化，社会气氛的诡异化，社会行为的暴戾化。一旦社会政治生态被彻底破坏，则无论多么奇怪和变态现象的发生都是必然的了。
四是社会成员对政治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评价标准严重扭曲，对社会的不正常形态感觉迟钝，甚至日渐麻木。在现实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少数腐败官员的行为，不但扭曲了社会关系，毒害了社会氛围，而且给全社会造成了腐败无处不在、无所不生并难以根除的假象和幻象，他们的腐败行为及其得逞向全社会释放了极具欺骗性的压力烟雾，使人们在大量存在的腐败现实面前产生无能为力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长期累积，会使社会人群自觉不自觉扩大对腐败的容忍度，在心理上逐渐丧失对腐败的敏感和觉悟，以至完成对社会大众的心理颠覆，使得人们丧失正常的社会判断力和批判力，视不正常为正常，视正常为不正常，长此以往就是在腐败问题上的感觉迟钝，心态麻木。毋庸置疑，这种社会心态已经一定程度上在大众人群中形成，以致在网络上和手机短信中，充斥着对腐败现象的调侃和反讽，其语气表达的已经不是通常状态下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和斗争情绪，而是一种苍白无力的消极心理感受。这样的舆论氛围和大众心理的形成，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生态的严重变质和恶化。
五是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形同虚设，约束作用丧失。一定社会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是政治系统赖以维系，政治行为赖以为准，政治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赖以确立的体制和规则的总和。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以积极形式或消极形式，对人们的社会政治行为加以肯定或否定、倡导或贬抑。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从正面肯定倡导人们的合法合规行为，从反面排斥惩戒违法违规行为，以此为政治行为提供尺度、边界和底线。如果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丧失这样的功能，失去这样的作用，则意味着制度悬置和规范失效，在此情形下，社会政治生活必然失序，出现混乱和冲突局面。一些本来应从正面予以肯定和倡导的行为受到歪曲和嘲讽，一些应该受到排斥和贬抑的社会行为反而会受到认同和遵崇，最终出现的将是正义无以伸张，法治荡然无存，社会风气污浊不堪的局面。事实上，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少数官员的贪腐行为确实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在他们那里党纪国法或被视为乌有，或是可以任意扭曲专对他人的工具，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严重玷污了党纪国法的尊严，严重危害了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对正常社会政治生态的破坏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以上可见，社会政治生态与官员腐败行为之间有着关键性的联系：反腐败斗争需要从政治生态人手加以观察分析；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的形成，需要开展坚决彻底的反腐败斗争。营造构建良好社会政治生态，需要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并应从改善政治环境，变革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改良政治关系，形成政治共识，树立核心政治价值评价标准等策略人手加以推进。
三、政治生态修补和恢复的措施
首先，在反腐败的理念上，不应该把反腐败当作一个集体的、不确定的目标，而应该作为一个针对腐败分子个案的目标。把反腐败当作一个政治生态集体的目标，对腐败官员会产生一种威慑力、让腐败官员有所收敛，但是在反腐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谁是腐败分子，所以威慑的对象其实是全体官员。全体官员中腐败官员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可以口口声声反腐败而自己却一直在腐败，但廉洁的官员本来平时就很小心谨慎，做到严于律己，在反腐败高压下反而更加小心谨慎、更加严于律己，高标准严要求，自然对工作的专注投入水平就下降了。所以，不唱高调、不全面出击、不实行全面威慑，而是专心致志于每一个腐败的案子，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方法。主张全面威慑的人认为，廉洁的官员不怕威慑，腐败的官员才怕威慑，这在理论上也许是成立的，但是实际上腐败的官员才不怕威慑，廉洁的官员却因为要更加廉洁而瞻前顾后。而这恰恰是政治生态中官员怕干事、不干事的重要原因。
其次，反腐败的标准要统一。反腐败的确要宽严相济，但这个准则应仅仅在使用个案时才适用。因为在某些个案里，对其是否要处理，是纪律处分还是法律惩罚，是免于刑罚还是从重从快，这都是个案的标准，而普遍的标准应该是现有的法律标准。反腐败，如果标准不统一，或者说纸面上一直从严要求，但实际执行上紧一段时间，然后再松一段时间，就让不同的官员群体有不同的行为，其结果是腐败官员在松的时候大肆腐败，在紧的时候稍有收敛，而廉洁的官员则在松的时候不敢腐败，在紧的时候更加注意不腐败。结果腐败官员打得开局面，廉洁官员往往靠边站。廉洁官员给人的印象是胆小怕事，腐败官员给人的印象是有魄力有勇气，还干了好多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腐败的政治生态。敢于腐败的人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反腐败让他们坐牢，很多人觉得他们有些冤。这和反腐败的标准不够统一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公私分明是政治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的关键。腐败的政治生态形成在若千年的时间里就可以，但廉洁能干的政治生态的形成却需要长期的努力。生态系统的修复和重建，往往是从局部开始的，而腐败系统的形成可能是局部的，也可能是整体的。政治生态系统的修复和重建，关键是要明确每一个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公务员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权利得到尊重，政治生态的重建才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公务员的腐败，应该仅限于其公共行为和职权行为。因此。反腐败也应该仅限于公务员的公共行为和职务行为。如果平时特别强调公务员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而在实践上也不顾及公务员的生命和财产，那么政治生态里公私的边界也就不会存在，而公私边界模糊，恰恰是腐败产生的重要的制度根源。尊重公务员的生命和财产，是公务员行为边界的开始。如果公务员天天加班，经常超负荷工作，经常无法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而工资待遇却没有相应的补偿，公务员势必把单位当作自己的家，自然也会把公家的事情当作家里的事情来处理，甚至把公家的钱当作自家的钱来花。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公私不分，势必导致公私标准含糊不清，其结果就是法律和规则上的公私不分。而公私不分恰恰是腐败政治生态的规则基础。所以，在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上提倡公务员公私分明，是修复和重建政治生态的关键。只有公私分明，腐败的政治生态才失去了形成的基础，而廉洁的政治生态才有了生长的空间。
综上所述，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既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环节。党的建设包括反腐倡廉建设和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融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定位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于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立足于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着眼于发挥其他政党、社团组织的特殊作用，着手于构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的平台。惟有如此，各级党组织才能因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产生强大的内聚力，其他政党、社团组织才能因主动参政议政和强化监督而产生巨大的外推力，人民群众才能因当家作主而产生对党的巨大向心力，进而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体合力，最终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同生共长，和谐共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彭志刚. 节俭倡廉文化净化生态环境[J].南风.2014(27):157.
[2]戴长征. 社会政治生态视角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J].探索与争鸣.20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