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培训专题六：“商业社会与公民美德”
时间：2016年6月16日
地点：三江学院行政楼A404
主讲人：徐志国博士，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和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研究，尤其对休谟的思想有深入的研究。他分别在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政府学院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主持人：李小红博士
主持人：各位老师上午好！上个月，学校顺利组织开展了教风学风建设月活动。在我看来，以一个时间段开展的活动，只是为了强调教风学风的重要性，我们的建设工作则是持续的。按当时的计划，教师发展中心应该组织一个与师德师风有关的讲座，但我一直不想组织那种说教式的，泛泛而谈的专题，我觉得我们的教师应该对道德问题思考的更深层次一些，这一拖终于拖到了一个很好的专题，这就是徐志国博士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商业社会与公民美德”专题。徐志国博士是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和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研究，尤其对休谟的思想有深入的研究。他分别在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政府学院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学养非常之深厚，目前他的教学和科研都处在最佳状态，爆发期。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2016年6月16日，我们的校本培训总第6期，学年第6期，非常有幸请到徐教授，真是非常的开心!下面大家掌声欢迎徐教授给我们做讲座。
主讲人：非常荣幸被邀请到这里为大家做报告。对于这个题目，实际上我并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不过，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喜欢读书的人，在读一些经典的著作，特别是西方历史发展中非常经典的著作时常会产生不少体会和感想，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三江学院是我经常听说到的学校，我们南京理工大学有一个紫金学院，但是作为民办高校，三江学院在发展的各个层面都要远远地超过其他民办高校，无论是从教学的理念还是对教师的重视方面。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读书心得，我起了一个题目“商业社会与公民美德”。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承认人的自私性或者叫私欲性。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私欲性在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应该拥有怎样的美德和道德观。这样的一个问题与我们国家当前的整个发展形势是很契合的。从我的大体感受来讲，我觉得我们国家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适应于商业社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安排。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名言。我看过复旦大学的徐沪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独立思考的前提是你读过上百本经典”。徐沪生的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一个思想成熟的人要形成独立观点，对各种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但这种独立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标新立异，为有独立观点而有独立观点。独立观念的产生有赖于对经典的阅读，一个人首先要读书，读了很多书之后就会喜欢其中的某些书，会逐渐深入到某一个思想传统之中。读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与伟大的思想家对话的过程，当读书时融入到思想家的境界之后，自己的思想层次也就提高了。仔细深读这书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个大的思想家属于某一思想传统，比如说西方学术界中有保守派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也有比较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些传统都是由一些经典著作奠定的。
接下来，我们从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说起。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伟大思想家基本上都有一个人性理论，比如中国古代的孟子、荀子。两者的观点截然相反，孟子是性善论，荀子是性恶论。当一个小孩掉到井里，一个路人把他救上来。孟子说，这个人在救小孩的过程中并不是想闻名于世，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人看到。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救这个小孩？孟子认为，这是因为人皆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天生的，所以孟子说人性善，人有善端。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让这种善端泯灭了，应该保护好并将它发扬光大，之后就可以成为圣人。荀子则认为孟子所言是不对的，他认为人是一个非常“恶”的生物，不过人们仍然需要生活在一起，所以就要有君王，要化“性”为“伪”。古代的“伪”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伪善，而是真实的“善”，就是用礼仪来教化本性恶，将人培养得有道德责任。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人性的看法带有性善论的色彩，如果要是承认人性是非常坏的话，那么就不会给这个人自由。理想主义也是这样，一个人充满了理想和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人性是坏的，那么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的，战国时期法家的韩非、霍布斯以及保守主义者都认为人性是恶的。保守主义注重权威和传统，他们认为如果不用权威和宗教来压制人性，人就会变得非常坏。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冲突某种程度上是两者对人性“恶”还是“善”的争辩。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他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传统，在70年代能够打破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人性的“善”和“恶”是思想家们争论的主题，有的思想家可能倾向于认为人性是善的，有的倾向于人性恶，也有的是善恶之间，比较复杂。今天我尤其要和大家谈一谈人性恶的问题。所有的思想家特别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都不会否认人性当中有非常大的贪欲因素，如人的虚荣。如果不承认人性是恶的话，那么经济学也不可能存在。经济学现在又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它现在已经侵入到了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领域。现在政治学领域和公共管理领域有一个公共选择理论，就是经济学入侵的结果。这与古代社会不同，古代社会社会科学的皇冠是政治学，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就是“政治研究的是最高的善”，政治学比其它科学对于人类的幸福更为重要，其他学科都应当为政治学服务。商业是与人的贪欲有关系的，通俗地讲，商业就是发财致富的欲望。亚当·斯密说商业来自于人类交换的本性，交换是人类的本能。商业社会的特点中必然伴随着奢侈，奢侈是精雅的感官满足。我们的穿戴、饮食以及各个方面的精致化主要是为了满足我们自身感官的需要，商业社会必然是一个讲究享受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奉献，但我们现在所进入的商业社会必然要强调对人的私欲的承认，如果不承认私欲的合法性，那么就不应该有商业。所以，承认商业就要承认商品交换，承认人的发财致富欲望的合理性，承认精雅的感官满足。但在这会产生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中，在商业的背景之下，公民的美德如何成为可能？公民美德要求公民能够养成有利于共同体的品质，即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具备的品质能够促进社会的繁荣，而商业社会的发展意味着对个人贪欲和奢侈的承认。这二者如何协调？这样一个问题是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当前我国的制度设计与道德文化还存在一些不够协调的方面，比如说在市场领域已经具有了有很强烈的商业精神，承认人的私欲与竞争的合理性，但在政府的制度和共同体的道德领域却强调是奉献、利他等精神，与商业社会的精神相悖。观察18世纪的西方思想发展可以发现，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同样有关于商业社会的道德辩论。商业是西方近代性的体现，古代西方是没有商业的，所以当商业到来时它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18世纪思想界发生的辩论对我们现在理解商业与政治、道德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启发性。接下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西方近代历史上的这一思想辩论，增强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古典共和思潮的“古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美德”理论。西方的传统和我们中国是有很大差异，它的文化起源于古希腊。雅典是个共和国，在雅典之后西方建立了罗马，罗马共和国作为一个辉煌的共和国存在了几百年。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罗马共和国起源于只有七个丘陵大的土地。经过几百年的征战，罗马由七个丘陵扩张到了如此大的领域，罗马共和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成为是人们不断探究的主题。这个主题经过古罗马历史学家和近代政治学家解读，基本上确立了一个观点：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和它建立的君主、贵族、平民的混合政体以及古罗马的公民拥有积极的公民美德有着密切关系。古典共和主义认为，共和国的自由必须依赖于积极的公民美德。这种公民美德要求公民能够将公共利益放置在个人利益之上，为了保卫共和国勇于牺牲自己的私利乃至生命。罗马人具有献身精神、尚武精神，为了公共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美德完全是将公共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这是古代共和国成立的基础。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有一场很著名的战争，两者为争地中海的主权，迦太基的军队打到罗马城下，但罗马的元老院和贵族具有冷静和献身精神，在危难的时刻击败了迦太基。古典共和国认为个人要拥有美德，经济上就必须独立，因为有财产的人才能保证独立。如果一个人没有财产就会依附别人，这显然是没有美德的。罗马公民本身就是参政、行军打仗，积极参与罗马的事务，这是罗马共和国基本的美德。进入中世纪时期的罗马帝国开始衰落，这引起了西方无数思想家的遐想，征服罗马的日耳曼人是部落社会，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共同体，就这样以部落的形式蚕食了罗马，完全消灭了罗马的文化，知识也因此毁灭。有人在想，一个如此战无不胜的罗马，有着辉煌建筑的罗马，为什么会衰落呢？人们认为，罗马的衰落可以归结为公民美德的衰落。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亚洲奢侈品的传入，腐化了罗马公民的公民美德和尚武精神，使其不再关心共和国的自由，罗马由此转化为帝制。古典思想家对此是这样解读的：“一旦财富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当光荣、军事统帅权和政权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时候，美德便开始失去其光彩，贫困被认为是耻辱，廉洁反而被说成是一种恶意的表现”。亚洲奢侈传入到罗马之后，罗马人又开始关注个人私欲，不再关注行军打仗、家庭的享受，忽视了罗马的自由，罗马人因此失去自由。
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堕落的历史，野蛮人是善良和幸福的。在现代社会，由于商业、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使得人变得自私、虚荣和狡猾，最终使人类堕入奴隶状态之中，商业使人变得自私，科学使人变得狡猾，艺术使人虚荣，野蛮人是善良的。卢梭在他的《论科学与艺术》中说科学与艺术是人类堕落的根源。但在当时，启蒙运动的成果是现代科学和现代艺术在商业社会的发展，卢梭的观点和这完全是相悖的。当我们“文明人”到美洲去时，印第安人给我们提供食物和住所，但我们所谓的“文明人”却用枪支屠杀他们，侵占他们的土地，所以野蛮人是纯朴的，而现代人是堕落的。这个观点和我们古代的老子有点相像，都是一种清闲寡欲的思想，所以中西文化还是有相似的东西。卢梭在另一本叫《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说：人类原来是怎样的我并不太清楚，但人类是怎样堕落我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这本书中描述了人类是怎样由于科学、艺术和商业的发展从野蛮人的幸福状态中变得堕落而出现奴隶制。他的《社会契约》中第一句话就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西方进入中世纪时同样对商业有着道德上的谴责。比如说，从事商业的代表人特其实是高利贷者，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有意思的书是雅克·勒高夫的《钱袋与永生》，在书中主要讲的是中世纪时期的万恶之首——高利贷。雅克·勒高夫说：“在出借金钱和带利回收之间，高利贷者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做，他还是出卖了一样东西：流逝的时间。时间并不是无主之物，它的主人便是上帝。因此，作为时间的盗者，高利贷者是上帝财产的小偷”。在基督教眼中，商人就是这种“偷上帝财产的小偷”，因此，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描绘唯利是图的商人形象其实并不奇怪。除却西方的文化，我们古代的“士农工商”中商人也是处于末端的阶层。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对商人的谴责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讲近代思想家对道德的思想辩护。古典社会公民美德建设的主要方式是对公民私欲的抑制，采取法律、风俗等各种方式消除人们的贪婪欲望。古典社会反对商业是为了保障共和国的独立和自由，所以它要求要加强公民美德，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要消除自由财产就是要抑制人们的私欲。但是古代社会的这种培育公民美德的方式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而受到挑战。人们开始尝试以疏导的方式实现对公民美德的培育。之后对商业的谴责逐渐转变为对他的辩护，难道商业在道德上真的是不可接受的么？
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近代思想家是怎样对商业的道德合法性进行辩护的。第一个人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私人之恶德，公共之利益。从古到今人们都谴责人性恶，但是人性的这种贪欲、自私、虚荣、骄傲真的不好么？本书以寓言故事的形式展开，讲述了一个蜂穴中各种“恶”的蜜蜂：做律师的蜜蜂想着让你家庭纷争、饭店的老板希望你天天去饭店消费···这种恶人想着办法赚钱。教会牧师也一样，作为与上帝的沟通人，也是想增加自己的工资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实现自己的野心。所有的阶层都是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国家利益放在其次。然而，伯纳德·曼德维尔说，这种由各种“恶”的人组成的社会却会无比的繁荣，饭店老板为了赚更多的钱，思维更加活跃，饭菜更加美味；贪婪的律师结果使法律制度变得更加精良，他辩论的才能也因此得到展现。在故事中，蜜蜂们厌倦了这种贪婪没有道德的生活，祈求上帝让他们变成有道德的人，当他们这一理想实现之后，繁荣开始衰退，在抵御外敌后，人口数下降。最后，蜜蜂买进了一个空洞的树洞中，享受着贫穷的美德。曼德维尔通过这样的寓言说明，人类的繁荣其实依赖于人们的贪婪、恶德、虚荣、骄傲，因为只有在这种情象的情况下才会变得勤劳。正如诗歌中唱道：“无数的人们都在努力，满足彼此之间的虚荣与欲望，到处都充满邪恶，但整个社会却变成了天堂。骄傲与奢侈已经日益减少，众蜂便不再到大海上飘摇。不单是商号，而且所有公司，现已将工场作坊全部关闭。各行与各业无不弃绝扯慌，而那种毁灭了勤勉的满足，则使众蜂赞美简朴的器具，不寻觅更不贪图更多的东西。”
第二个人——休谟，他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家，与康德齐名，他和亚当·斯密共同为商业做了一个全面的辩护。休谟首先认为，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并非因为商业及奢侈的发展，而是因为当时所设立的政体。罗马共和国公民直接参政没有代表，这种政体只适合小社会，但当他们扩展到整个欧洲之后，只能由罗马城内部经过战争之后形成的暴民来影响政治决策。其次，休谟为商业进行了道德辩护。休谟提出一个观点是“人类行为非意图之后果”。人们为了追求享受，为了发财致富，就会去辛勤的工作。商业社会是个非常勤劳的社会，勤劳就会产生知识，现代人条件下人们拥有更为丰富的知识。过去农民的生活方式是自给自足，在农村中最有学问的人是老人，在现代社会当中则是年轻人，知识发展得很快。商业也促进人们之间的交际，简而言之就是财富促进了大家的交往，交往产生了同情，同情又和人道密切相关。因而，奢侈、勤劳、知识、交际与人道之间构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因果链条。商业本来从承认人的私欲和奢侈开始，但是经过自然的转化之后却产生了人道主义精神，这一过程是非意图的结果，是一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这里休谟的从奢侈到人道则构成了道德上的“看不见的手”。休谟讲罗马人虽然献身于公共事业，但其实是很残忍的，他们的美德是不自然的，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休谟进一步认为，商业的发展可以促进人的自由和独立。商人要求独立是因为他们的财产主要是依赖于法律和市场，或者说依赖于正义和公平的法律规则。一个非官僚、非腐化的商人，他的财富肯定是来源于市场，他是独立自由的。古典共和国认为商业会使共和国失去自由变得专制，休谟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独立社会阶层的产生会支撑社会的自由。在商业社会中，人们也并不会失去战斗力。近代最强大的国家是日不落帝国——英国，英国商业非常发达而且也非常善战。美国也是一个商业国家，那么这会不会影响他的尚武精神？并不影响，因为商业的发展可以增强纪律感与荣誉感。休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真正勇不勇敢和他的荣誉感有关系。举例来说，中国古代的岳飞，他是个英勇善战的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诗人，中国历史上这种又能作诗又能打仗的人并不是很多，李白、苏轼他们能够作诗，但并不能打仗。作诗属于艺术创作，这种艺术并不会伤害到人的勇敢，而荣誉感会使人避免贪欲。
第三个人是亚当·斯密，我想他应该是大家听得比较多的。上一届总理温家宝曾经就说过他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都是亚当·斯密的，一本是《国富论》，这本书告诉我如何使国家致富，另一本是他的《道德情操论》，而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不能缺少正义。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学领域内部的学派有很多的争议，但无论怎么争议，他们对亚当·斯密都是极其尊敬。以前学术界有一个基本观点：亚当·斯密一方面在《国富论》中鼓励人们的自私，但在另一方面《道德情操论》中却鼓励人的利他，两者是矛盾的，这一度构成了“亚当·斯密的难题”。这样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亚当·斯密的观点其实是统一的。利他和自私如何协调？二战之后，人们发现《国富论》其实从属于《道德情操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写完之后修改了很多次，可以说是他最为看重的一本书，远远比《国富论》重要。只要大家读懂亚当·斯密我们就会对商业社会的道德设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他对这个问题说得是最清楚。斯密说人性当中一方面包含着很大的自爱成分，休谟说的贪欲和曼德维尔说的恶德都是这个意思。但他特别强调一点，人性并不完全都是自私的，因为人类有对他人的同情。这种同情并不是孔子所说的怜悯、恻隐之心，而指同情共感，人心之间具有共振原理。当你看到一个人快乐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微笑的面孔，我们的心情就会很好；当你看到一个悲伤的人，我们也会感同身受的觉得很悲伤。人心会传染，经常跟忧郁的人在一起我们也会变得很忧郁，跟开朗的人在一起我们也会变得开朗，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其实就像是镜子一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互相映射的，非常复杂。儒生弱不禁风，但是战胜了法家、道家，是因为它的最核心范畴是“仁”。“仁”的概念很繁杂，孔子从不谈“仁”的概念是什么，梁启超对“仁”进行了很好的解读。他认为，仁和我们现在同情的概念最接近。“仁者二人”，儒家的仁的包含着同类意识，把人当人。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具有同情能力，借助同情。人们会设想出一个中立的旁观者来观察和判断他人及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宜”。这种“合宜”是由人的情感判断的，在看到一个父亲痛打孩子时，我们会感觉这是不合适的，对孩子很残忍；看到有人因受到伤害生气发火时，如果超过限制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在长时间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会形成社会行为是否“合宜”的一般标准。这些标准构成了社会赖以运行的规则和秩序。亚当·斯密说人性当中包含了秩序的萌芽，在与别人相处的情况，在同情心的作用下我们会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长时间之后就会形成正义的旁观者。从精神当中会分离出一个旁观者来判断你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否合宜，比如说你要去开会但是迟到了，你就会觉得迟到这是不对的，这就是从你的精神中分离出来的中立近观者，他来判断你也来判断其他人，用同一种标准。这种标准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的什么是不应当的，这就是人类秩序的起源。什么是社会最重要的规则呢？首先不能伤害他人，斯密认为这就是正义。有些经济学家在探讨正义的情感基础，就像北京大学的学者汪丁丁，他研究人的脑科学，看人在发怒的时候脑部的反应，通过这个东西证明正义感的存在，正义感就是这个正义的旁观者所具有的感情。
亚当·斯密不仅讲人类社会秩序起源起源的人性基础，他还探讨人类社会是怎样繁荣的。光有秩序人类社会就变成了简朴的“蜂巢”了。斯密不但说明了人类社会秩序形成的原理，而且同时也论述了社会发展的人性基因。斯密认为，虽然财富与地位与幸福之间并无强烈的相关关系，但是人们却常常会认为财富与地位会带来巨大的幸福，人类的这种“自我欺骗本性”为追求财富和地位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间接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休谟说人类的贪欲是社会秩序构建中最需要对付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贪欲解决不了，社会的秩序就会崩溃。人类追求财富和地位是因为同情的原理，人们会羡慕有钱人，会幻想自己有了很多钱之后住着华丽如宫殿般的房子，但这并不是真的，其实人的幸福和财富之间只有一部分相关关系，只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可以了，再往上财富和幸福在斯密看来是没有关系的，财富再多也并不一定会幸福。虽然财富和幸福之间事实上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普通人会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有钱人还想要更多，这是人类的本性。斯密说这是人的欺骗性，也是人的脆弱性，人太容易受外界的诱惑，真正有美德的人内心有强大的旁观者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也就能够抵御这种外界的诱惑。表面看来这种人类的欺骗性是恶，但它却是人类繁荣的来源，正是因为人类对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有这样的错觉，所以人类才会这样追求财富，追求财富才会有野心，才会把企业做大。如果人没有野心的话，经济就不会发展。斯密说，人的野心和道德并不一定是相对的，人若追求别人对你的认可的话，这完全也是为别人服务，所以我们讲野心会促进社会繁荣。
亚当斯密对我们人类社会的两大理论贡献是解答了社会秩序的来源以及社会为什么会繁荣。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比较熟悉的词——“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这样写道：“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以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市场中所有的企业家都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但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促进了公共利益。促进公共利益最好的方法不是让人去贡献，而是使他追求自我利益，因为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社会利益，这就是市场。但如若像王健林这样已经有很多财富的人随意浪，花天酒地怎么办？这个问题在《道德情操论》中有论述：“富人的天性是自私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的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们分享他们所做的一切改良。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口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商业导致贫富分化，即使一个人再怎么有钱也不会导致其他个人生活不下去。一个富人即使再怎么奢侈浪费，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雇佣更多的人去满足他，总会把他的财富分给一部分人。只要有一个公平的市场就不会出现一部分人吃得上饭，另一部分人饿着肚子的情况。19世纪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论述了资本主义是怎么产生的，他说欧洲的资本主义是来源于欧洲的奢侈，特别是法国宫廷的奢侈。有意思的是，他在书中论述了一个重要的理象：奢侈的主导发动力量是女人。女人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接下来介绍的是孟德斯鸠，他和卢梭是同属于法国的伟大思想家，我们最熟悉的他的一个观点是“三权分立”。孟德斯鸠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商业会限制政府的权力，比如说犹太人对汇票的发明：这个方法使得贸易能够避免暴行，并且能够在各地维持下去。因为最富有的商人的财产都看不见了，可被转移到任何地方，不留下任何痕迹。所以孟德斯鸠认为，商业的发展和犹太人密切相关。商业的发展的结果是使得政府专断的权力变得不再有效。有了商业社会之后，政府的行为一定会变得温和。我国去年股票市场的暴跌正是反映了政府的权力不再有效。我们今天的政府越来越规范化，因为中国一旦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市场必然会约束政府权力的任意性，要求遵守法律。
接下来的人是邦雅曼·贡斯当。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家信奉的是卢梭，但是法国大革命最后走向了恐怖，恐怖之后又变成了拿破仑的专制，从自由走向了专制。贡斯当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拿破仑期间，他的一生批评了两个人，一个人是卢梭，一个人是拿破仑。他批评卢梭时在议会上演讲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他说：古代人的自由是人们参与政府的自由，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是拥有不受干涉的私人空间的自由。古代人在私生活中仍然受到严密的监控。现代自由的产生依赖于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得人们私生活变得丰富，使政治变得只剩下工具性价值。商业的影响使得现代社会注重私人空间。卢梭的问题在于想在现代社会建立古代自由，他不了解时代的精神。贡斯当认为现代政治制度建设必须适应现代商业社会的精神。拿破仑的精神就是征服、帝国主义，但是当商业产生之后征服就已经变得没有价值。贡斯当认为西方的扩张来自于古代封建的残余，真正的商业精神是不扩张的，是温和的。
以上我所讲的就是商业与美德之间的协调，对商业在思想上做的辩护，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过分的乐观。商业和美德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也存在着一些相悖的方面。斯密一方面说市场和商业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商业社会之下，人们的道德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斯密认为，人们在其他人眼光作用下追求财富和地位，使得人们产生了“野心”。“野心”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它也可能会诱使人们破坏正义原则，对社会秩序造成根本的伤害。虽然野心和社会繁荣之间有联系，但是当野心过大时则会使人忽视正义，使得社会秩序崩溃。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商业资本过于唯利是图，斯密说的商业只有在社会秩序的约束下才会有效。另外，斯密也讲，商业精神还会导致人们的精神因之而萎靡和失去了崇高。还有一个人亚当·弗格森，他认为商业还需要用古代的尚武精神进行对抗。比如商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很容易就会走向腐化堕落，因为他们把财富看成是显赫地位的基础，而这种财富又不是靠个人的高尚和美德来维持的，还因为它们所关注的焦点是私利，认为私利是通向让人们瞩目的地位和荣誉的道路。人们虽然同情美德和才能，但是更加同情财富和地位等人类崇拜的东西。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一生都在思考为什么海德格尔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会拥护纳粹，经过无数次反证，她发现是西方的精神出现了问题。亚里士多德也说人是政治动物，参与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人们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公共问题。现代人变成了社会动物，追求劳动是为了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遗忘了政治，因而导致极权主义的兴起。她的书《极权主义的起源》非常有名。极权主义包括希特勒，同时社会主义也包含在内。极权主义是国家吞并社会，我国改革开入前同样也是，政府吞并了市场，吞并了社会。
下面我们讲商业社会的制度基础。第一个是重要的思想家是霍布斯，他的书叫《利维坦》。英国有个保守派的思想家奥克肖特讲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人类历史上用英国语言写成的最伟大的著作，这本书标志着西方政治从古到今重要的转折点。商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人类贪欲的承认，可是贪欲的释放未必就会产生健康的商业社会。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认为，在没有政府存在的自然状态社会中，由于人性的贪婪、虚荣和多疑，人与人将会陷入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人们的生命卑污、短命、丑陋，商业、科学与艺术不可能得到发展。囚徒困境就是假设人是自利的，人与人必然会陷入到互相伤害的状态，这就是现代科学博弈论的思路。我们看休谟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休谟认为人们会发明正义原则，通过正义原则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休谟说人性虽然并不是完全自私的，但在大的社会范围内却主要体现为自私和贪欲，在大自然资源有限情况下，必然会产生争夺。为避免人类陷入霍布斯丛林，人类唯有在社会生活中遵守正义规则，即划分私有财产、公平交换和信守承诺。正义原则的核心在“分”，有“分”，才能“群”。 休谟说人们虽然充满贪欲，但是在长时间的相处之下还是会形成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情形。长时间里人们会发明正义原则。正义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划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重要的原因在于人性的贪欲。公有财产实际上是无主财产，而无主财产大家都会去争。公有财产必然会遭到侵害，这是亘古不变的原理。私有财产是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第一是能够了解自己的需要，第二点是比较省钱。而国有企业是花国家的钱为国家办事，是最浪费的。休谟还认为，分好了之后还要交换，交换之后还要信守承诺。一个社会倘若不遵循承诺的话就无法运转。接下来我们稍微谈一下卡尔·波兰尼的“嵌入”原理。他说市场经济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嵌入到社会当中的，有政府对其保护，也要有人与人的契约精神，是政府创造的过程。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韦伯说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多因果的。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封建制的契约精神、独立的城市、罗马法、共和政体及政教之间的权力制衡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即对以上所讲地简单进行一下总结并谈谈对我国的启示。商业社会到来所引起的社会的转型是全方面的，包括道德、社会、政治的转型，这种冲击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原理是“人类行为非意图之后果”。人的主观意图和后果之间常常是相悖的。斯密和休谟都论述了这样一个规律题：人性的自私自然而然的会形成社会秩序，野心、骄傲、贪欲是社会繁荣的重要原因。正义调节市场，市场释放人的野心，只要野心受到正义的调解就会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手”，引导个人私欲和社会公益之间走向和谐。主观意图和后果之间的差别最大，我们国家过去的公有制，主观意识很好，但是最后却使很多人吃不上饭。我这边放了两张图片，一张是孔子，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儒家思想是非常好的思想，但它也有很大的弱点，他的弱点在于它不太理解人类的野心和繁荣之间的关系，它对政治家的要求是道德化。在西方的观点来看，人类的贪欲如此强大，道德化的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是短暂的、不自然的成功。不过，也不能认为儒家一点都不起作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对约束中国古代政府权力的任意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张图是列宁，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列宁。仔细观察中国的经济政治领域，我们会发现中国更大程度上继承的是列宁的精神。我们现在很少提及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中的公有制和阶级斗争，而列宁发明的民主集中制则是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其核心内涵是一小群领袖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控制和领导整个国家。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商业社会的精神，遵循人类行为非意图之后果的规律。在我们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做一个好官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人必须要有圣人的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品质中等的人做一个好的政治家也是极其困难的。制度设置就是如此，常常超出了人性的限度。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和道德文化必须与人性的内在限制相适应才会有生命力。
讲到这里，今天就结束了，超了六分钟！非常感谢大家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听我讲这么多。
主持人：辛苦啦，徐教授!两个多小时内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恣肆汪洋，从孟子、荀子谈起，最后我也很开心教授又带我们回到了中国的孔子，我还怕他一直给我们讲西方思想家呢！从中国起最后又回到中国思想这条路上，徐教授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念，即所有对西方思想的研究都是为了提振我们中国的研究水平 ，用来分析我们中国的问题，为了中国的发展。徐教授的讲座围绕商业社会的公民美德展开，但实际是以此为主线，把整个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学者关于“人性”的思考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深刻、生动的梳理、串讲。我觉得我明白和打通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以前学习不是以专题的方式学习的，会断裂，这样串一下，我们就有了一种整体感觉。可以说徐教授给我们来了一场头脑的风暴，学术的盛宴，但也是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消化、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我想起前段时间，学校图书馆和工会组织了一场读书沙龙，大家一起坐下，聊聊读书心得，谈谈学术体会，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每次讲座，主讲老师都会给我们传递很多知识信息，我们当时不可能一下子就理解，但是在后来的教研过程中会有机会慢慢懂得并体会到更多的东西。比如写论文的过程中也会突然想到一些知识点，然后循着这个点拓展去再找资料等，就会很顺畅。
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徐志国博士的精彩分享，也欢迎徐教授有空常来三江转转。祝大家暑假愉快!
今天的校本培训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肖云兰 李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