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
贪腐行为是封建社会政治中的顽疾。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虽然也极力打造吏治清明的形象，但少有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一书，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述公元前403年－公元959年近1400年间的史实进行考察，分析了历代王朝反贪腐的情况及利弊得失，提出了自己的廉政主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政治镜鉴。郭树伟《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一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概括了王夫之的廉政主张，即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视廉洁政治为基本国策；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廉政应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重视胥吏贪腐预防，提出“简法治吏”措施。本版从今日起，分三期刊发此文，敬请关注。 ——原编者
王夫之（1619-1692）又称王船山，湖南衡阳人，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著述甚丰，《读通鉴论》、《宋论》是其代表作。《读通鉴论》一书对古代中国社会从秦汉到唐五代时期的政治举措作了考察。其中，对历朝统治者反贪腐、澄清吏治的措施和效果的考察，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该书所揭示的历代王朝在廉政方面的利弊得失，尤其是贪腐亡国的深刻教训和廉政主张，为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留下了有益的镜鉴。
一、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 （一）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统治者应把廉政作为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在确立政治、经济、法制、思想文化宣传等方面制度时，都应顾及廉政的内容。对此，王夫之揭示了隋唐两朝经济政策和廉政制度失误的教训。他指出，隋文帝“重税渔民、竭泽而渔、财聚民散”的贪吝财政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而唐朝改隋朝“贪吝财政”为“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竞为奢侈”的官员文化风尚，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鲜明的警示。
王夫之认为，隋唐两朝实行的两种财政政策最终宽严皆失，原因是国家廉政制度的缺失。隋朝实行贪吝财政政策的结果是“财聚民散”，并没有走向统治者所期望的国富民强的初衷。而唐朝实行“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竞为奢侈”的贪腐奢侈之风，最终导致国家覆亡。这两种财政政策都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后果。
隋文帝奉行“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其财政政策最初设想是以富国为目的，却没料到过度的聚敛搜刮，竟导致天怒人怨、国家败亡。“大俭之后，必生奢男”。随后，隋炀帝穷奢极欲、挥霍浪费，正是对隋文帝的贪吝财政政策的一种报复。而隋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对隋文帝贪吝财政政策极具讽刺意味。因朝廷过度聚敛，迫使老百姓啸聚山林，其聚敛的粮财反成为农民起义军的粮饷。而这批粮饷一直用到唐高祖李渊时期，诚可谓“多藏厚亡”。王夫之分析认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隋文帝的“节约政策”不能说是节约，不与天下百姓共享其财，其实是一种贪婪和吝啬，亡国破家是其必然结果。
继之而起的唐朝统治者，借鉴隋朝亡国的教训，采取“散财于民”、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盖唐自立国以来，竞为奢侈，以衣裘仆马亭榭歌舞相尚，……李林甫、元载、王涯之狼藉；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之豪华；……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唐朝的财政政策虽然没有“财聚民散”之弊，却导致了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国家高层官僚李林甫、元载、王涯等贪腐事件层出不穷，而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等高层官僚，极尽奢侈浮华之能事，官员风尚败坏。即如该书所说：“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凡三百余年，自卢怀慎、张九龄、裴休而外，唐之能饰簠簋（为官廉洁称为‘饰簠簋’）以自立于金帛之外者无有。”唐朝官员的集体腐败，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王夫之认为，这是统治者在国家政策方面的缺陷导致的恶果。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如果整个社会贪腐之风盛行，各级官吏层层盘剥，老百姓无疑是难以转嫁损失的社会底层，最后为贪腐“买单”，进而引发社会动乱，最终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反贪腐、澄清吏治与国家政权存亡攸关。
王夫之在此为我们描述了贪腐亡国的路径：先是老百姓为完税而疲于奔命，继而是作为社会单元的个体家庭寅吃卯粮、财务透支，造成百姓居家生活艰难，即如唐诗所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其后是社会底层抗税的百姓，身陷囹圄、“死于桁杨（即套在囚犯脚或颈的一种枷）”。再其后是百姓“流亡日苦、起为盗贼”。这种不安定的社会局面，又进一步为官吏贪腐提供了温床：“墨吏得此以张其威焰，猾胥得此以雠其罔毒。”最后是“国日蠹、民日死”。隋朝的社会发展全局如此，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江南局势，亦复如此。因贪腐而亡国的情形，在历朝演变的路径大致相似。由此可见，廉洁政治是保证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应当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
廉洁政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国家的财政政策、思想文化、官员风尚等，统治者应通盘考虑，切不可顾此失彼。王夫之总结了隋唐两朝财政政策的利弊得失，为统治阶级的廉洁政治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
《读通鉴论》一书，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贪腐现象的观察上。王夫之由表及里，深入挖掘了官员贪腐的思想文化根源，为廉洁政治建设开出了一剂良药。
封建社会的“家天下”结构，使皇帝过分考虑皇族利益，为一己之大私。隋文帝过分顾及自己的“家天下”，厚敛于民，于是有了“贪吝”的报应。而官员则考虑自己“天下之家” 的利益，为一己之大私。唐朝大臣元载过分考虑自己的“天下之家”，则有“蝜蝂”之祸。王夫之从分析“家天下”的封建社会结构入手，揭示了官员贪腐的社会学原因：“故贪墨者，其人也；所以贪墨者，其子孙也。”
王夫之认为，由于官员贪腐是为其子孙后代打算，所以，反贪腐应标本兼治，“拔本塞源，施以禁锢之罚”。换言之，既要反贪腐，也要加强官员廉政教育，要对官员子弟的吃穿用度，从法制和道德等方面予以监督和制约，并以此为契机，打造一种廉洁的社会风气。应该让官员及其子弟懂得，如果自己享用贪腐之财，则将被社会所谴责。“为子孙者，虽拥肥奡立，而士类弗齿；……人士羞与为朋侣”。
在王夫之看来，如果官员子弟受到约束，“子孙先怵，妻妾内忧”，官员就不会有过分的贪念，贪腐行为就会收敛。如果官员没有贪腐行为，又会减少朝廷与百姓争利，“亦可藉手以寡怨于百姓”，造成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采取这样的防治措施，可以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是对官员子弟的一种保护，是国家移风易俗、反贪腐、打造和谐社会的有益途径。“非但弭生民之蟊贼，且以旌则善类，曲全中材，而风俗亦由之易矣”。
（三）
《读通鉴论》一书在建立高层廉政战略方面，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分配国家高层反贪腐所得的财货？而这类财货的数量往往很大。比如，清朝大贪官和珅贪腐事发，世人称之为“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皇帝这种处理贪腐财货的方法，给后人留下了笑柄。这虽然是王夫之以后的事情，但王夫之对此类问题确有先见之明。
王夫之认为，国家反贪腐所得的财货，本是贪官污吏盘剥百姓而来，国家不应苟得，应该还之于民，或减税于民。他在书中说：“乱国之财赋，下掊克于民，而上不在官，民乃殄，国乃益贫，民罔不怨，天子闻之，赫然以怒，皆所必然，而无不快其发觉者。然因此而句勘之以尽纳于上，则害愈浸淫，而民之死也益剧矣，是所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也。假公科敛者，正以不发觉而犹有所止耳。发觉矣，上顾因之而收其利，既无以大服其心，而唯思巧为掩饰以自免。”通俗地说，贪官污吏的“乱国之财赋”，如果被收缴上来，老百姓当然高兴，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不能据为己有。因为，这样做，很难赢得民心。
如果皇帝经常以反贪腐之名增加国家收入，实际上是国家对老百姓的税外之税。朝廷又会形成一种印象：国家税赋已经收了一部分，而反贪腐又能获得这笔财货，看来，老百姓还能再拿出一些税。于是，统治者就会滋生增税的念头：“有句勘之赢余，列于正供。”这也正如俗语所说：“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者因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人家把牛抢走了。因为牛踩了别人田地，牵牛者确实有罪，但抢牛者的罪行更为严重。如果国家占有反贪腐获得的财货，实质上是在“抢别人的牛”，是变相鼓励贪腐。因此，老百姓会怀疑你的本意不是反贪腐，而是聚敛财货，会导致社会舆情恶化。政府贪恋小利，甚至将其作为制度来执行，老百姓就会苦不堪言。
王夫之认为，如果国家得到反贪腐的财货，就应视其为“诚恶墨吏之横征”，这也是取之于民的财富。朝廷应该量入为出、为生民计，体恤百姓完税之难；应视具体情况，减少以后的赋税。“恤民困而念国之匮也，句勘得实，以抵来岁之赋，可以纾一时之急，而民亦苏矣”。这样做，既能取悦于民，又能减少百姓之困，从而使“民知税有定额，而吏亦戢”。让老百姓知道政府没有额外之税，官吏的贪腐行为也会有所收敛，从而扩大反贪腐的社会效果。这才是处理反贪腐所得财货的正确方法。
二、应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 （一）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朝廷官员（包括皇帝）的道德操守如何，始终是反贪腐的重大课题。“人之能为大不韪者，非其能无所惧也，唯其能无所耻也。故血气之勇不可任，而犹可器使；唯无所耻者，国家用之而必亡……故管子曰：廉耻，国之维也”。基于这种认识，王夫之认为，统治者要对各级官员进行廉政教育，高层官员尤其要不贪苟得之财，注意自身的清廉。接着，王夫之阐述了贿赂公行的社会危害性：“贿行于中涓（亲近之臣），而天子慑；贿行于宰相，而百官不能争；贿行于省寺台谏，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这就是说，如果贿赂发生在朝廷，皇帝就应该惧怕；如果宰相收受贿赂，其臣下就不敢驳斥；国家行政系统普遍贪腐了，政务就会壅蔽，那么皇帝、宰相也无可奈何。书中说：“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唐朝的衰亡，贿赂公行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皇帝和权臣坚持清正廉洁，是对一般官员廉政教育的源头之水。
皇帝和权臣不仅要自身清廉，还要选好身边的“十数人”和“二三人”，抓好身边官员的清廉。“上官则九州之大，十数人而已，司宪者弗难知也；居中司宪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难知也。顾佐洁身于台端（侍御史别称），而天下无贪吏，握风纪之枢，以移易清浊之风者，止在一人”。皇帝固然不能具体抓每一起贪腐案件，但应选好身边人，抓好身边人的清廉。皇帝应从身边官员的选拔抓起。“顾佐洁身于台端，而天下无贪吏”，“举直错诸枉”，努力造成一种廉洁的风尚，取得以小搏大、以寡驭众的效果。所谓“慎之于选任之日，奖之以君子之道”，是说在官员选拔之初，就应以君子的标准要求他们，用道德廉耻观教育他们，引导官员走清廉之路。
在这本书中，王夫之批评了东汉灵帝、北齐高洋帝“不教而杀”的反贪腐举措。“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灵帝之世是也。若高洋乐杀人以逞威，又无足论已”。灵帝、高洋帝的反贪腐举措，在王夫之看来，并不值得称道，只是“以其非本治也”。这种临时性“不教而杀”的反贪腐举措，只是皇帝哗众取媚天下的噱头，并非治本之策。只有平时加强官员廉政教育，才是反贪腐的正途。
同时，《读通鉴论》一书提出了打造清廉大环境对吏治清明的重要性。“至乱之世，守宰专利于己，恶民之行赂属请而不存贿于己，则假秉公守法以总货贿于一门”；“至治之世，在官有养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贤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纳于垢浊”。王夫之认为，时逢乱世，官员会以秉公守法的名义，主动索贿；反之，如果形成了清廉大环境，官员就会远离贪腐、自觉“养廉”。由此而来，官员的清廉美德就会受到社会尊重，请托和受贿现象就会减少。
（二）
《读通鉴论》一书提出了官员铨选的三条标准：“论守令之贤，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尽矣乎？夫三者，报政以优，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贤，未有能置焉者也。”也就是说，优秀的官员应具有三项操守要求：“清、慎、勤。”官员只有清廉、谨慎、勤政，才能取得好的政绩，获得好的官声。而舍弃这些标准，就无法对官员的作为进行恰当考核。
不仅如此，王夫之还把清廉作为铨选官员的首要规范：“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强调“清其本”，是说清廉为政是官员铨选的第一要则。接下来，王夫之给出了具体的解释：如果一个官员能够清廉，而不能谨慎和勤奋，可以让他居于清要之地，其有可能举重若轻、删繁就简，避免陷入事务主义，更多地从战略层面思考国家问题，甚至可能成为社稷之臣（栋梁之才）；如果一个官员不清廉，同时也不勤奋、不谨慎，那么他犯错误所构成的危害相对会小一点，犯了错误也容易被人发现。最可怕的是一个官员不清廉，却能勤奋和谨慎，其“乃为天下之巨奸”。朝廷对他进行考核时，还会因其勤奋、谨慎而原谅他的贪腐行为。实际上，这种官员的勤奋和谨慎是“勤者非勤”、“慎者非慎”，其是“孳孳为利”的“跖之徒”，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应将其剔除出官员队伍。
（三）
在考察官员清廉为政方面，王夫之深刻分析了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等不良现象，反映了他对廉洁政治的独特思考。
王夫之说：“论守令之贤，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尽矣乎……虽然，持之以为标准，而矜之以为风裁，则民之伤者多而俗以诡，国亦以不康。矜其清，则待物也必刻；矜其慎，则察物也必细；矜其勤，则求物也必烦。”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的清廉有骄矜之气，人们就会怀疑他有沽名钓誉之嫌；如果一个官员表现为“清而矜”，也必然是“清而伪”，这种官员的清廉并非发自内心，一遇合适时机，其“清廉”假象就会褪尽。“君子之清、清以和，君子之慎、慎以简，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无位外之图”。换句话说，官员的清廉应当出之内心自觉，不能有“位外之图”，不能沽名钓誉。
王夫之还批评了东汉和宋朝某些官员的“清矜”行为。东汉时，有些官员以清廉自我标榜，其中虽然不乏清廉之士，但也出现了伪清廉的人。那么，后来到梁朝、陈朝时，就没有清廉的官员吗？不是。因为这时，朝廷并不对清廉官员特别褒宠，所以，那些“伪清廉”的人就没必要标榜自己了。清廉是官员对自己的道德诉求，应以爱民为出发点。如果清廉仅仅是为了获取好名声，即如“清而矜”、“清而伪”的官员，其清廉并不是出自内心，而是沽名钓誉，也就起不到劝善励后的作用。
《读通鉴论》一书指出，在官员清廉为政方面，还有一种“清而钝”、“清而朋”的官员，这种人实为国之巨蠹。他们“抑大臣而以清节著闻者，类多刻核而难乎其下，掣曳才臣以不得有为，亦非国民之利也。汉、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执竞而不足以集事，其于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密云屯结之不能雨也”。这种“清官”，以清廉为旗号，“掣曳才臣以不得有为”，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他们以清廉而标榜，引起党争，招致人们反感，其危害比贪腐之害更大。此类“清而钝”的大臣，“以清节著闻”，对别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干扰国家政策执行，以小节害大局。他们除了“以清节著闻”外，还以结党内讧为能事，遇事则颟顸踟蹰，不能有所作为，甚至妨碍别的官员有所作为。这种大臣在“汉、宋之世，多有之矣”。
王夫之指出的这种“清而钝”的官员，在后来的康熙年代得到了应验。康熙皇帝的用人标准是“节操清廉、最为紧要”。他重视对官员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倾听民间舆论。康熙重视官员清廉的实践，收到了一定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然而，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即出现“清而钝”的官员，妨碍了国政的推行。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在纠正其父之弊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雍正认为：“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为了消除官员好名的恶习，雍正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禁止为卸任官员建祠树碑。他不仅贱视清官，且对沽名钓誉的官员深恶痛绝，反对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当时，像李卫等能吏，因敢于触犯各种人的利益，结果却“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对此，雍正认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廉者，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这可以说是“剥极而复”、“物极必反”。由此可以看出，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家，对事物发展的洞察力，对官员清廉的思考和辨析，是十分深刻的。
（四）
加强官员廉政教育，树立正面榜样，比单纯的社会批评效果要更好。为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指出，唐朝时的三位宰相可以作为官员的楷模。
“唐多才臣……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不然，则议论虽韪，法制虽详，而永徽以后，奢淫贪纵之风，不能革也”。宋璟、卢怀慎、张九龄以清廉立身，使“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这三位宰相以自身清廉引导官员，纠正了永徽（唐高宗李治第一个年号）之后的奢淫贪纵之风，为开创“开元盛世”作出了贡献。
王夫之同时认为，唐朝这三位宰相的清廉行为，有别于汉宋两朝时一些官员的“清而矜”、“清而伪”。这三位宰相清廉为政，不“刻核其下”，不“掣曳才臣”。他们“和者不流”，能主动搞好与同僚的关系，“故璟与姚崇操行异而体国同；怀慎益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碍崇之设施；九龄超然于毁誉之外，与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终不与竞也”。他们不因清廉引起党争，而徒惹君主厌烦，秉素志以立朝，同心为国效力，君臣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同时，唐朝这三位宰相既有别于“汉、宋狷急之流，置国计民生于度外，而但争泾渭于苞苴竿牍（苞苴指送礼行贿；竿牍即竹简，此指请托信）之间”的人，也有别于“为清而清”的骄吝的人。他们才是“真清廉”。王夫之于此称道说：“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学三子焉斯可矣。”唐朝这三位清廉为政的宰相，是官员学习的榜样。
三、加强对胥吏的防治和监察，主张“简法治吏”
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胥吏阶层是封建统治者用以亲民的一层。用今天的话说，胥吏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人，类似于《水浒传》中上梁山之前的宋江等官府人员。这类人群有巨大的规模。王夫之形容说：“下吏散于郡邑，如彼其辽阔也。”意谓胥吏分散于民间、数量巨大，像郡邑一样辽阔。胥吏人群具有规模效应，他们贪腐足以影响世道人心。所以，如何加强对胥吏的防治和监察，对于国家吏治清明具有全局性意义。为此，《读通鉴论》一书提出了“简法治吏”的举措。
（一）
一般历史研究者认为，秦朝是古代中国以法治国的典型。秦朝从立法到执法，都最为严谨。但王夫之指出，虽然秦朝法律严密，但实际上并没有收到所预想的效果，反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孰谓秦之法密，能胜天下也？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其他请托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者，不知凡几也。项梁，楚大将军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狱掾，驰书而难解。则其他位尊而权重者，抑孰与御之”。也就是说，秦朝立国之初，项梁是国家通缉的要犯，而任“狱掾”小吏的司马欣，只用一封书信，就放跑了项梁。王夫之由此推测，其他“请托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书的情况，肯定更多。“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王夫之指出了封建社会法制的一个弊端：“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
为什么秦朝严密的法律条文没有收到所期望的效果？《读通鉴论》一书揭示了个中原因：“法者，本简者也，一部之大纲，数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纲，数条而已矣。析大纲以为细碎之科条，连章屡牍，援彼证此，眩于目而荧于心，则吏之依附以藏慝者，万端诡出而不可致诘。”从封建社会的客观情况看，因那时交通不便，朝廷的法律宣传很难遍及乡野，社会对话渠道也不像今天这样方便。这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所造成的，也是当时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现实。秦国严密的法律系统，曾是秦国战胜六国的利器。然而，秦国统一六国后，面对剧烈的国家领土扩张、文化差异，以及巨大的人群数量，要秦国朝廷完成繁重的普法任务几乎不可能，客观上也造成了“无法可依”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胥吏阶层实际上成为法律的解释者和执行者。这就可能使胥吏“连章屡牍、援彼证此”，依附藏慝、眩目荧心，造成“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的情况，同时也带来了普遍的社会贪腐行为。“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显然，《读通鉴论》一书对“秦之法密”是持否定态度的。
（二）
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胥吏执法违法的操作空间、维护法律的尊严呢？王夫之提出了“简法治吏”的举措：“宽斯严，简斯定。吞舟漏网而不敢再触梁笱，何也？法定于一王，而狱吏无能移。”
王夫之的这种“简法”，说白了，就是朝廷在执法时，应首先保证法律的宣传和普及，增加行政和法制的透明度、公开性，让老百姓知道国家的法文要义，而不至于在学法用法时，陷入法律的琐文。朝廷只有真正做到“简法”，才能做好“普法”。“惟简也，划然立不可乱之法于此，则奸与无奸，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而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弦诵而暮簿领，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虽闲有疏脱，而受其愚蔽，不亦鲜乎”。朝廷应加大法律的普及力度，达到“民易守、官易察”的社会效果，减少胥吏执法谋私的行为，使其“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同时，朝廷还应扩大法律解释者的范围，“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弦诵而暮簿领，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这样，就能减少胥吏释法的空间。这就是王夫之“简法治吏”、反贪腐的本意。
朝廷只有做好“普法”工作，才能收到防治胥吏贪腐的效果。“夫奸吏亦有畏焉，呵责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诛杀犹非所畏也，而莫畏于法之简。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其违之者亦易见，上之察之也亦易矣”。换言之，贪腐的胥吏不怕处罚、不怕诛杀，只怕法制得到普遍宣传。如果法令唯简，“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才能使“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杜绝胥吏“授受之密传”，“连章屡牍、援彼证此”，借机贪腐害民。只有杜绝胥吏释法执法的操作空间，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的胥吏才能受到法律惩处。王夫之“简法治吏”的要害，也就是今人“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意思，可谓中的之论。
（三）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治理胥吏的贪腐行为，应先从治理官员的贪腐行为抓起。首先，官员和胥吏在贪腐方面具有利益相关性。“上官之虐取也，不即施于百姓，必假手下吏以为之渔猎，下吏因之以雠其箕敛，然其所得于上奉之余者亦仅矣。而百姓之怨毒诅咒，乃至叩阍号愬者，唯知有下吏，而不知贼害之所自生。下吏既与上官为鹰犬，复代上官受缧绁（指囚禁），法之不均，情之不忍矣”。王夫之认为，如果官员贪腐，势必“假手下吏以为之渔猎”，即借助贪腐的胥吏来鱼肉百姓。而胥吏也会借机敛财。老百姓受到盘剥时，只认为这是胥吏干的，而不知道是其上司所指使。这时，如果只是“上官之鹰犬”的胥吏受到惩处，而其“上官”没有受到惩罚，结果是“法之不均，情之不忍”。这样做，有悖社会公平正义。
抓好朝廷官员的清廉，是防治胥吏贪腐、树立正面舆情的有效举措。“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群有司众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惮而不敢，皆视上官而已”。通俗地说，如果只惩治贪腐的胥吏，而不追究其贪腐的上司的责任，法律越严苛，贪腐也会越厉害，甚至会导致“民益死，国乃以亡”的社会后果。如果上司清廉，那些贪腐的胥吏也会有所忌惮。
“严治官员”，是国家防治胥吏贪腐的一条重要途径。“故下吏之贪，非人主所得而治也，且非居中秉宪者之所容纠也，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隶，皆喙息而不敢逞。君无苛核之过，民无讼上之愆，岂必炫明察以照穷檐哉？吏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王夫之认为，皇帝和高层官员很难具体掌握胥吏的贪腐情况，只有官员为胥吏做出清廉表率，才能对胥吏有直接的预防效果。如此而来，朝廷施政减少了监察的烦扰，老百姓也减少了诉讼的烦恼，才能收到社会稳定的效果。
《读通鉴论》一书还肯定了唐朝刘晏“别分士吏”的廉政举措，称其是防范胥吏持权舞弊的有效方法。“抑考当日户口虚盈之数，而（刘）晏体国安民之心，不可没矣……贪汙之吏，举百费而一责之农民，猾胥持权，以私利为登耗，民不任其诛求，贿吏而自诡于逃亡死绝，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汇……（刘晏）且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权”。王夫之认为，当贪腐的胥吏执法时，除了国家税赋之外，他还会借机敛财，老百姓因无法忍受盘剥，便相继逃亡。刘晏用官员理税，胥吏不得参与其中。由于官员重名轻利，怕陷于赃贿而遭人唾弃，所以能够自我约束、保持清廉，而胥吏也没有从中舞弊的机会，百姓自然安居乐业，国家的税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正是刘晏为国分忧的表现。王夫之对刘晏防治胥吏贪腐的举措，是持肯定态度的。
总之，《读通鉴论》一书详细考察和分析了古代中国社会历代王朝反贪腐的利弊得失，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王夫之的廉政主张产生于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其论据是前人的反贪腐实践，其论断是建立在廉洁举措利弊得失分析的基础上。所以，王夫之的廉政主张及其反贪腐措施，对于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